本文通讯作者张家平系扶贫研究院2019-2020学年度“扶贫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获得者。

为推动数字乡村与电商减贫相关的新兴扶贫实践与理论研究，促进相关领域研究人才培养，扶贫研究院自2019年启动“扶贫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第一期面向数字乡村与电商减贫相关研究领域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资助其开展学位论文研究。

当前，世界各地正经历着由新型状况病毒（COVID-19）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疫情信息时刻牵动人心。随着以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类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接收消息的速度也更加迅捷。互联网普及大大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扩大了受众范围，公共部门可以利用互联网宣传与COVID-19相关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做好防疫工作。但是，互联网所引起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陈力丹教授指出：“现在是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民新闻时代了，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但事实的真相反而难以辨别了。看起来，民众似乎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新闻控制权，但这也意味着民众自身必须拥有把握这种控制的能力”。特别地，民众天生对负面新闻有某种特别的偏好，而这些负面刺激也最终影响着受众的认知，价值观，生活态度以及风险认知。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这种“负面刺激（特别谣言）”造成的后果更是可怕。为了辨别真相，也是为了避免被操纵，保持独立的人格，收获乐观的灵魂。数字时代的“网络信息、新闻素养”应该成为每个公民素养的一部分，全民都要掌握必要的新闻和网络信息鉴别能力。

本文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公民的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网民相比，网民的医疗服务满意度更低，特别是对于那些受教育更低的人群。本研究结论进一步支持了负面偏见理论，即相对于积极和中性信息，人们会更加关注互联网上与医疗服务相关的负面信息，结果导致互联网使用可能会加剧个人对当前医疗服务的不满，并给公共卫生风险管理带来挑战。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

第一 

在当前的疫情防控阶段，政府部门应该做好与疫情相关的舆情管控工作。与传统媒体不同，互联网文化更加多样化，每一个网民都可以同时是信息的接收者、生产者和传播者。在负面偏见的影响下，人们会本能地更加关注与COVID-19相关的负面信息，如感染人数的增加和医疗资源的缺乏。结果，网络使用可能会扩大公众对COVID-19的恐慌，降低他们对政府部门应对COVID-19的信心，这对社会稳定和卫生管理工作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提高与COVID-19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做好相关谣言的解释和防范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应该提高电子政务的效率，及时响应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减少社会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第二 

重视疫情期间的心理疏导工作。乐观的心态在抵抗压力和增强个人健康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互联网增加了人们接触COVID-19相关负面信息的机会，这可能会增强他们的负面情绪。因此，在疫情防控阶段，公共卫生部门也要做好相关心理疏导工作，特别是对于感染者。

第三 

积极应对互联网技术发展对公共卫生管理影响。一方面，公共卫生风险管理应考虑互联网等技术因素的冲击。另一方面，公共部门应适度引导网民理性看待数字时代的网络医疗信息。例如，应该不断加强对教育的投资。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面对负面新闻时越理智。此外，进一步提高全民的健康素养和普及医疗知识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