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的大规模扶贫，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汪三贵选择“与贫困为伴”，先后深入十多个省份的贫困地区进行调研，成为国内较早从事贫困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

 

1991年，汪三贵获得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以《贫困问题与经济发展政策》一书出版发行。30年来，他的学术研究长期聚焦于农村贫困问题，同时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脱贫攻坚以来，他曾多次作为脱贫攻坚国家考评组成员参与地方脱贫评估。

 

理论联系实际，汪三贵近年来又编写了《当代中国扶贫》等著作。近期，他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专访，阐述对扶贫最后一公里、返贫机制及2020后政策路径等问题的思考。

 

《中国慈善家》：从政策和现实层面看，你觉得2020年怎么打好最后的脱贫攻坚战？

 

汪三贵：其实2019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总体进展比较顺利。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是脱贫人口达到1000万以上，实际上可能达到1100万左右。因此中央提出2020年主要是打深度贫困区的歼灭战，最后所剩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县已为数不多。

 

近几年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左右，所以到2020年只剩下最后的500万。同时，政策力度和资金没有减，并且资源更多集中到深度贫困地区，要完成这5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贫困县到2018年底已经退出了52%，2019年再退出300多个，剩下的也只有几十个县了。

 

剩下最后的几十个县、几百万人达到脱贫标准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标准也很清楚，即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人均收入超过贫困线以上。

 

《中国慈善家》：对于已经脱贫的地区和贫困户而言，应该如何建立防止返贫的政策机制？

 

汪三贵：在政策层面非常明确的就是摘帽“四不摘”：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监管、脱贫不脱责任、脱贫不脱帮扶。确保贫困户即使脱贫了、退出了，还要扶上马送一程。我们在每年的评估检查过程中，都会对帮扶力度减弱进行考核，就是要通过这样的督促来保证确实脱贫以后不松懈。

 

通过这些重要的组织措施、监督措施，确保贫困人口能够脱贫，并且能够稳定，不要出现返贫大规模返贫的问题。如果将现有的政策落实到位的话，实际上不会出现大规模返贫问题。

 

《中国慈善家》：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汪三贵：要注意的是边缘人。他们的情况可能比贫困户好一点，但是又处在贫困边缘，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就有可能陷入贫困，所以对这类人群要保持密切关注。目前有些地方已经提前进行预防，像河北省推行的防贫保险主要就是针对边缘人群，监测因灾、因残、因病、因学这些可能致贫的风险因素。如果出现一些特殊情况，马上就可以通过这方面的保险进行救助。

 

《中国慈善家》：对于脱贫人口而言，产业发展、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是否是走向富裕的关键的？

 

汪三贵：想走向富裕的话，产业发展是相当重要的。当然每个地方的条件不一样。像藏区有它的独特优势，尽管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但是面积大，一些产品比较特有特殊性，比如牦牛、虫草之类，这些产品很有经济价值。下一步就是怎么能够打造它的特色产业，通过产业链提升价值，进一步走向市场，所以这些地区的贫困户应该能够稳定提高收入。

 

更难的像大凉山地区，耕地少、缺乏特色产品，对他们而言想要解决收入问题，更重要的可能是依靠就业，特别是外出就业。他们原来的限制因素是没上过学，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经过这次脱贫攻坚，从幼儿园开始普及普通话，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经过这一代的努力，大部分人都能讲普通话、都有初中文化水平，以后出去就业就容易多了。对他们这种资源特别缺乏的地方，就业是一个更有效的脱贫致富途径，也是更有效率的投资。

 

《中国慈善家》：您如何看待商业文明对贫困地区原先生活方式的改变？

 

汪三贵：社会要发展必须有改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改变需要达到某种平衡，不能过于剧烈，得让大家有个适应过程。就像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跟现在差得太远了，不改变怎么发展得起来？还是要与时俱进吸收先进文化。像大凉山地区，它是从奴隶社会直接迁移过来的“直过民族”，肯定有很多传统观念跟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既要改变，又要尊重他们一些基本的习俗，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慈善家》：“后2020”时代的扶贫政策走向是怎样的？

 

汪三贵：大的政策方向是清晰的，包括乡村振兴规划里面也多次提到，2020年之后将关注相对贫困问题。2020年之后我们还是要扶贫的，因为任何国家都有贫困，贫困是个相对概念。相对贫困关注的主要是差距问题，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就相对贫困人口。目前脱贫的绝对贫困人口到2020年之后大多数还是相对贫困人口，因为脱贫攻坚只是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到了2020年之后，他们依然是相对贫困的扶持对象，要防止他们返贫，继续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提高生活水平。要缩小的首先是收入差距，其次还有生活质量的差距，这又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很大关系。

 

《中国慈善家》：“后2020”时代的扶贫有什么特点？

 

汪三贵：2020年之后肯定不是打攻坚战了，而是按照常规的扶贫体系来做。“十三五”期间之所以要打攻坚战，是因为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农村会纳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框架中去，城市也会受到关注，慢慢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扶贫体制。这是“后2020”时代的重要特征。

 

到2050年之前，大的趋势还是有更多的人会到城市里去，所以乡村振兴要跟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所有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城市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特别是农业为生的人比例很低，不超过10%，甚至不超过5%。大量的人口还是要城市化，人口大量进城以后，城市的相对贫困人口就更多了，所以今后的扶贫也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慢慢把城市也拉进来，甚至到了后期可能城市的任务更重，因为大多人都在城市里面了。这是一些很基本的趋势性的变化，未来几十年的扶贫政策也会随之产生一些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