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1990到2011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由19.2亿下降到10.1亿，减少了9.1亿，其中6亿多来自中国，即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占全球减贫数量的2/3。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目前贫困形势依旧严峻，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要解决现有标准下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之后经过进一步阐述，形成了精准扶贫理论。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精准扶贫理论作为先进国际减贫理念，将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本文的研究及创新点主要有: 一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精准扶贫理论的科学性; 二是对精准扶贫理论的国际贡献进行理论阐释。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贫困的理论论述

贫困作为一个经济学问题纳入理论范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后，马尔萨斯站在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立场上，将贫困归结为人口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进行了批判，但主要是基于现象揭露和道德批判，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则对此进行了科学分析。

1.马克思的制度贫困论

对于贫困问题，马克思做了专门研究。马克思贫困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从制度分析视角对阶级贫困的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

马克思《资本论》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对立，资本增殖的秘密就在于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不仅可以收回购买该商品时所支付的价值，而且还能够得到剩余价值。其实质就是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积累财富，而劳动者只能获得其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种占有并不是短期一次性的榨取，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持续，还需要通过资本再生产过程继续无偿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以增殖资本价值，扩大资本规模，进行资本积累。

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而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无产阶级反而日益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后备军会同财富一起增长。与现役劳动军相比，后备军越多，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劳动折磨成正比。所以，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这个贫苦阶层越大 ，该规律的结果就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两级分化越大，资本积累的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端则是贫困、奴役、劳动折磨等等的积累，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趋势。

因此，在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中，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贫困的基础，资本主义为了再生产而进行的资本积累是贫困的源泉，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制度和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正如恩格斯所言“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产生于19 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时期，其解释了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尖锐矛盾并代表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利益。经过长期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仍然存在，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仍具有指导意义。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分析。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对马克思贫困理论提出了挑战。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反贫困理论

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传统理论的影响，中国认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按劳分配，因此不存在贫困问题。即使一些经济落后地区有贫困现象，也被视为旧时代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最终消除贫困。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原有贫困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新的贫困形式又开始出现。对此，中共中央开始正视贫困问题，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既然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也会发生贫困，我们就要与贫困做长期的斗争，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反贫困理论。

上世纪90 年代，邓小平将反贫困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尽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仍然存在贫困问题，但是消除贫困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特别是邓小平意识到发展市场经济可能带来贫富差距。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避免两级分化，这不仅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也是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历届领导集体都重视贫困问题。江泽民指出，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这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胡锦涛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认为“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进一步把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的制度贫困论，并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

二.中国反贫困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有效反贫困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20世纪末，中国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实现了基本解决温饱问题。21世纪第一个十年，全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在抓整村扶贫。中国农村地区正在逐步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新时期。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显著下降，收入水平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表1) ，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为97.5%，有7.7 亿农村贫困人口; 2014 年中国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7.2%。从1978 年到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年均减少贫困人口1945万人; 贫困人口年均减少6.4%。2014年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610元，是全国同口径的65.3%，比2011年提高了8.2 个百分点。

中国的减贫成绩令世界瞩目。表2显示: 以每天生活消费1.25美元的标准衡量，中国贫困人口比重在1990年为60.7%，1990-2011年下降了54.4%; 1990年贫困人口规模为6.89亿，1990-2011年减少了6.05亿，减少87.8%，远远超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表3显示，2011年全球每天消费在1.25美元以下的极端贫困人口比重是14.5%，每天消费2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比重在30%左右。中国贫困化程度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略低于亚太发展中国家水平。从1990-2011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19.2 亿下降到10.1亿，减少9.1亿，其中6 亿多来自中国。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占全球减贫数量的2/3。

新时期中国的扶贫工作仍然面临着众多考验和挑战，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出，深层矛盾依旧制约贫困地区发展，扶贫任务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全国贫困问题仍然突出，如表1 所示，2014年底全国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反贫困形势依然严峻。在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经济增长和区域开发到2020年几乎不可能使得7017万“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年均需要减少1200万贫困人口，时间十分紧迫，任务相当繁重。中国反贫困已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不能再沿用“灌水式”的传统扶贫模式。

精准扶贫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在思维方式和实践方略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深入，中国贫困人口分布逐步从全国性的“面”向“带”再向“点”的形态游离，扶贫工作任务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从20 世纪70 年代末的整体推进到80 年代末的整区推进，从八七攻坚的整县推进到新世纪的整村推进，目标越来越集中。针对新阶段呈现出点面结合的“片”区深层贫困，中央适时提出区域发展和精准到户两轮驱动战略。实施精准扶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确抉择。

三.精准扶贫理论是中国扶贫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

精准扶贫理论是中国扶贫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理由如下:

1.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的制度贫困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消除贫困的根本手段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做深入研究，而中国又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建国后为了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经济发展，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的土地、就业、社保等体制成为中国农村消除贫困的主要障碍。因此，要消除贫困，仍需从制度入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动扶贫体制创新。2015年4月习近平( 2015)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在农村贫困地区。所以，我们务必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动力，让广大农民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把扶贫开发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扶贫攻坚已经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推动了扶贫机制创新取得突破进展。国家层面加大了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支持力度，对扶贫开发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在政策扶持、资金安排、资源调配上采取力度更大和针对性更强的措施。如表4所示，中央财政2015年安排专项扶贫资金460.90亿元，同比增长8.01%。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提出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向与重点。在扶贫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努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切实提高扶贫开发的实质效益，业已成为国家战略和社会共识。精准扶贫是确保党和国家工作有序开展和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2013年，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作为六项扶贫机制创新之一，在全国普遍推行精准扶贫工作。2014年6月，国家扶贫办发布《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使精准扶贫工作从顶层设计到工作机制等全面有序有效地推进。

由上分析可知: 一方面，精准扶贫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核心观点——制度造成贫困; 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在推动扶贫体制创新的同时，应该注重激发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提高扶贫的实质效果。所以，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运用和发展。

2.精准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论的运用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中国实际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6亿多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从而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是消除贫困的制度保障。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在当代，习近平认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最新发展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还处在世界第80位左右，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民连吃喝等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按照年收入2800元的中国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每人每天的购买力在7.7元人民币左右。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2020年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新观点、新思路和新要求，强调“精准”的重要性，提出精准扶贫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以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为例( 如表5 所示) ， 2012-2014年中国民族自治地区年度扶贫资金总额从2012年的268.3亿元增长到2014 年的365.3亿元，2014年增幅达17.61%。同一时期，中国民族自治地区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3185万人下降到2014年2226万人。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双重背景下，精准扶贫理论认为不仅要让有自我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也要大力帮助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这就需要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这个程度上说，精准扶贫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最新发展。

3.精准扶贫理论是在融合国内外减贫理论精髓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而得出的新成果

贫困是经济学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为此形成了丰富的反贫困理论。例如: Sherraden(1991) 主张资产建设扶贫理论，首次提出针对穷人的资产社会政策，资产社会政策主要是针对传统的以收入为基础的反贫困政策，强调政府通过政策帮助穷人建立资产，以促使其脱离贫困。他认为，一个人缺乏资产是导致其持续产生贫穷的机制，只有多重福利效应资产才能帮助穷人彻底地摆脱贫困。Gaiha (2000) 主张综合措施扶贫，认为反贫困干预应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因此必须把包括土地、劳动力和信贷市场在内的干预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协调发挥作用。

世界反贫困理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注重物质资本的单纯投入演化到七八十年代向人力资本倾斜再过渡到综合反贫困措施，即综合考虑人们的资质禀赋、赋权、参与等方式来反贫困。精准扶贫理论是在融合国内外减贫理论精髓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得出的新成果。精准扶贫理论不但汲取了资产建设扶贫理论、人力资源扶贫理论和综合措施扶贫理论的精华，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融合制度贫困轮、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容。精准扶贫理论和以往扶贫理论的显著区别是强调“精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精准管理，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精准扶贫理论强调扶贫资源的精准瞄准，体现了扶贫的公平和正义性。例如，2013年在19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审计中发现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31亿元，占抽查资金额的18.4%，精准扶贫就是要避免此类现象再发生。

四.精准扶贫理论作为先进的国际减贫理念，将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贫困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努力消除贫困也是各个国家所须承担的历史责任。2000年9月，189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致力于共同帮助全球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联合国2015 年后发展议程将消除贫困和饥饿列为第一目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纷纷减少扶贫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这使得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越发重要。如何实现承诺，考验着各级政府和学者的智慧。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反贫困工作，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并发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国政府为世界贫困减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1-2012 年，中国减贫人口从原来的7.67 亿提高到现在的7.90亿，增加了2300 万人口，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从原来的70%提高至72%(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5) 。中国是世界上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精准扶贫理论有两个显著特点: (1) 精准扶贫理论是在总结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而得出的重要成果。世界上很多国家，采取比较清晰的精准政策，使反贫困政策更好地惠及目标贫困人口。精准扶贫理论总结了国际反贫困的先进经验，强调发挥政府扶持资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些研究表明，非贫困群体往往可以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经济优势来获取有利于自身的福利服务政策，村级行政负责人更有可能获得发放给穷人的定量福利卡。在孟加拉国，食品教育计划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在坦桑尼亚，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发放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村干部家庭获得了60%的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在低收入国家的公共福利项目中，受益人识别存在普遍的精英俘获现象，项目的受益人识别及过程受到基层地方政府精英俘获的严重影响 。国外研究表明，精英俘获是扶贫资源难以到达目标人口的重要原因。精准扶贫理论提出扶贫中的六个精准，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规避精英俘获。(2) 精准扶贫体现中国特色。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创造性地发展出多种适合国情的扶贫模式，其中许多做法已经成为世界反贫困实践中的经典案例。如: 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战略部署，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全局同步推进; 坚持政府主导，把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作为实现反贫困的重要保障等。综上所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精准扶贫理论将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2016年《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指出，2015年中国已经完成1442万人脱贫，这表明中国精准扶贫实施的效果良好。

五.总  结

中国扶贫理论从追求平等、公平的救济式扶贫到促进区域发展、能力提升的开发式扶贫，再到嵌入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综合性扶贫和攻坚阶段的精准扶贫，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当前，中国精准扶贫机制还面临着精准识别技术困境、乡村治理、扶贫制度缺陷等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以精准扶贫理论为指导，不断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促进反贫困事业的发展。精准扶贫理论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反贫困实践，是对实践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也是在更为宽广视阈的研究和运用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特色的彰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精准扶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重大实践。精准扶贫理论作为先进国际减贫理念，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精英俘获，将为世界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